鉴于能源系统脱碳是应对气候挑战的核心，发达国家将气候援助的重点放在了广泛的能源转型与电力互联议题。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实施“扩大可再生能源”计划，预计在5年内为18个低收入国家提供2970万美元的资金；法国侧重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技术能力；欧盟及成员国资助非洲的跨国电网项目等。

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关注气候变化在世界范围引起的强迫移民、流离失所问题，并将气候监控手段与冲突预防工作相结合、将气候适应性策略与维持和平行动相结合。

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仍未达到其承诺的资金规模。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年6月的统计，2018年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动员的气候资金总额达到789亿美元（如下图所示）。从趋势上看，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始终与2020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在2021年G7峰会上，七国领导人将本应在2020年达到的“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目标延后至2025年，而且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或行动计划，也没有国家认领本国在这1000亿美元中的贡献份额。

⬆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动员的气候资金

内涵界定缺乏规范。国际社会对气候援助、国际气候资金的内涵界定始终不明确、不统一，从而导致部分发达国家运用宽松标准，将各种与气候治理事务无关或关联性低的援助都归类为“气候援助”，试图蒙混过关、夸大自身贡献。

贷款比例过高。部分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以贷款为主要形式，表现出它们并不愿意通过赠款的形式，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承担更多成本。

资金流向不平衡。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大比例流向了“减缓”任务，对2017—2018年发达国家双边气候资金的评估，用于减缓项目的资金占比高达93%，用于适应项目的资金仅为5%。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减缓型项目的经济、环境效益便于计算，见效较快，发放贷款的资金安全性更高；而适应型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色彩和公共产品属性，不易产生有利可图的现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