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全球能源互联网》2021年第6期“碳中和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的演变与合作”专题上，欢迎点击品读。受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哲学研究”（18ZDL29）、国家社科重大研究专项“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研究”(18VDL009）资助。

碳中和不仅是能源领域低碳转型，而且是涉及工业、交通、建筑等全经济领域的技术革新和生产变革。惟其有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碳中和必将重新定义大国关系，深刻影响国际经贸格局和中美战略竞争。但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不能脱离当前国际政治现实局面，例如碳中和相关技术能否早日实现大规模部署和商业可行，有赖于以中美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能否实现良性竞争，发挥各自竞争优势。此外，碳中和背景下的国际气候治理能否有效开展，也将受到大国关系、政治互信、双边关系、历史惯性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和碳中和呈现出互相影响的双向互动局面。

必须认识到，保持政策稳定性至关重要。实现碳中和驱动的绿色经济增长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框架支持、明确的政策信号、大量科学研发投入和金融资本介入。同时，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将长期存在，对于大国而言，不能由于中美战略竞争阶段性波动影响本国碳中和战略布局和政策势头，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持续释放市场信心。

能源即权力。从前煤炭时代、煤炭时代到油气时代，每次能源结构转型都伴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沧桑巨变。二战后，人类迈入油气时代，赋予能够控制油气资源、油气通道、油气市场的霸权国家以不对等的权力优势。在油气时代，美国通过控制重要油气产区、建立石油美元体系和跨国油气巨头等方式，始终保持国际油气政治博弈的优势地位。“碳中和”将带来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历史性替代，人类将从油气时代进入电能时代，能源地缘政治博弈与油气时代相比将有所不同。一是降低传统化石能源出口国和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国际组织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二是提升化石能源进口国的能源安全，鉴于清洁能源分布较为广泛、资源较为平均的特性，大多数国家能够保障本国能源以可接受价格不受间断地供应，从而极大提升各国能源安全。三是提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技术研发优势、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优势、矿产资源优势国家的竞争优势。

国际社会对中美在气候外交和“碳中和”行动上重启合作、重回多边主义进程寄予厚望。然而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政策，严重损害中美政治互信。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上台伊始就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竞争者”，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中美进入竞争为主的大国关系态势已经基本明朗。在此背景下，围绕“碳中和”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将为中美关系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开辟中美竞争国际影响力全新领域。

虽然中美已经进入了战略竞争的历史阶段，在安全等领域存在显著分歧，两国经贸合作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动摇。但“碳中和”为中美扩展合作领域、破解外交困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中、美开展气候外交对于弥补全球气候领导力赤字，尽快、尽好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关键作用。着眼当下，两国具备开展气候合作的历史传统，开展气候合作条件比较成熟，有望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有力抓手。长期来看，“碳中和”有望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保持稳定的有效支撑点。中美在“碳中和”方面有共同愿景，“碳中和”战略在各自国内施政中占据重要地位，中美在增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落实《巴黎协定》方面拥有共同目标。

“碳中和”将指导未来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从能源行业清洁革命、工业领域深度脱碳到建筑节能、交通减污降碳，都蕴含着巨大的绿色投资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市场空间，将成为推动疫情后经济绿色、强韧复苏的关键增长点。然而，实现“碳中和”驱动的绿色经济增长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框架支持、明确的政策信号、大量的社会资本和科学研发投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将长期存在，对于大国而言，不能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阶段性波动影响本国“碳中和”战略布局和政策势头，要保持政策的确定性，释放市场信心。

同时必须认识到，“碳中和”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碳中和”既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方式方法、内容边界、长期走向，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能否良性展开又关切到”碳中和”是否能够通过较低成本、以较快速度实现，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能否有效发挥。一是影响“碳中和”技术研发和经济可行能否早日实现。二是影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推动全球低碳转型。三是影响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能否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