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倡导的“人、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五大宗旨高度契合。中国构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绿色发展既是目标导向也是引领手段。近年来，“竞争”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主基调，美国等西方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科技竞争”等议题针对中国展开制衡，强化其非对称的遏制能力。面对非对称竞争，绿色发展将何去何从？为此，阐述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兴起及其中国化发展，分析了当前绿色发展所面临的来自西方“体系性的竞争”等多重挑战，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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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双碳”目标，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图伟业。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能源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分析了中国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对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意义，从全面数字化、电网平台化、电源分散化、配网有源化、边界交融化、调度智能化、储能要素化、价格市场化和改革适应化等九个维度完整阐述了新型电力系统的特征，提出了以“中国电力4.0”概念为引领，统筹全社会群策群力、共同发展的倡导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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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是涉及技术变革、能源革命、生产方式更新的全经济规模的革命。在中美进入战略竞争的历史阶段，“碳中和”与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呈现双向互动的局面，“碳中和”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同时“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也受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约束。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碳中和”拓展了中美战略竞争边界，增加了中美在贸易、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冲突风险，并可能导致中美陷入相互指责的漩涡，进一步破坏中美政治互信，造成气候问题意识形态化；二是“碳中和”为中美战略竞争提供“缓冲带”，围绕“碳中和”开展的中美气候外交有望成为当下中美外交取得进展的有力抓手，并在长期作为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支点；三是中美战略竞争也将影响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关系“碳中和”能否以较低成本、较快速度、较大收益的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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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提出了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需要政府进一步制定目标规划，完善政策体系以积极引导。从政策作用领域、政策工具和政策客体三个维度构建了碳中和政策体系的三维分析框架，并通过对2007—2021年的74份碳中和相关中央政策文本进行多维度内容分析发现，中国当前的碳减排和碳中和政策体系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能效提升、零碳能源和负排放等重点领域，对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较为均衡，且基本匹配了包括政府、企业和组织、公众等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角色和功能，但也存在政策集中于能效提升领域，对零碳能源和负排放技术的关注不足，以及政府约束性机制较多而市场机制较弱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为后续碳中和政策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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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中美两国的竞合关系将显著影响全球气候行动。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内对外气候行动均锚定1.5 ℃目标，通过重返《巴黎协定》、召开领导人气候峰会等举措重新领导全球气候治理，重视气候投融资并多渠道寻求能源系统的多边合作。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有望成为中美目前极少数合作的亮点，但美国可能通过加强与传统盟友合作、酝酿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措施提高对中国气候行动的要价。中国可从加速制定“3060”双碳目标路线图、完善碳定价机制的国内行动，强调中美气候互利互信底线、拓展中欧气候合作深度的双边互动，以及加强南南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多边联动三方面行动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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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世界多国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共识，俄罗斯等欧亚地区国家与时俱进，在战略层面明确表态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出明确的清洁电力目标，在实践层面加快技术引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拓展氢能开发和能源通道建设。欧亚国家具备转型的显著动能，包括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全球能源技术发展、自身较强的能源产业基础、邻近区域的示范与带动作用等。同时，区域国家仍面临一系列突出阻碍，包括对化石能源资源的路径依赖、部分国家的动荡政局、区域国际关系波动及全球能源博弈等。在新时期，中国与欧亚国家能源转型合作的着力点应放在清洁能源产业和跨国电力互联互通建设，建议采取贸易先导—技术跟进—共同开发的顺序，持续推动以中俄为中心的地区多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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