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论断，到新时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经过40多年的实践探索，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准确判断背景下，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以身作则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1]。

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断挑起舆论抹黑攻击、经贸摩擦和科技封锁，加上世界经济低迷，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中国安全与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2021年6月13日，七国集团（简称G7）首脑会议在英国闭幕，会后发布了联合公报，公报力推“重建更加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旨在支持由西方所谓民主国家领导的“基于价值观和高标准的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在气候、健康、数字和性别平等方面协调动员资本”。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毫无疑问对新发展理念带来一定的挑战。

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是当前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议题之一。多数学者聚焦绿色发展的内涵实质、评估工具和方法以及绿色发展路径等层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着重呈现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研究的进展脉络，明晰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国内在面临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绿色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看待外部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是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依托国内外学界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G7为首的大国非对称竞争背景下，绿色发展理念所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发展路径。

1 绿色发展理念缘起与概述

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在认识与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升华、凝练其认知与理论。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要理念，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2]。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在定义其含义、本质及其法制化和贯彻落实过程中，始终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

1.1 绿色发展理念兴起

“绿色发展”理念兴起于国际多边平台。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布《增长的极限》报告，依据对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模型分析结果，指出由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世界人口、经济的增长无可避免地会有一个自然的极限。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3]。因此，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宣言强调“发展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需要相一致”，应当“合理的计划”，“协调发展的需要和保护与改善环境的需要”，使二者相一致[4]。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同意在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环境，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共同的、同时又有区别的需求和责任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全球伙伴关系打下基础，确保地球拥有一个健康的未来。峰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解决21世纪环境和发展目标的行动计划[5]。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对1992年达成的《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顾。此外，这次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执行计划》两个文件，重申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并将其进一步列为最紧迫挑战[6]。

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积极讨论寻求多方合作。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参与会议上达成的伙伴合作项目；国内层面，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中国环保工作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国内相关理论研究亦逐渐增多。

1.2 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国化发展

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保护全球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政策理论。

王之佳在《中国环境外交（上）：从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中，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环境外交进程，也由此开启了国内相关的理论研究[7]。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中国参与此次会议的行动和建言，促进了国内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并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行动指南。

2015年9月，联合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子目标[8]。中国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认为此次峰会通过的发展议程，对于全球、各国合作而言都是新的机遇。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协定共包含29条内容，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安排[9]。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启了中国方案助力探索可资借鉴的绿色发展模式，也带动了国内绿色发展理念研究的热潮。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顶层设计引领下，国内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蓬勃开展。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近年来关于绿色发展主题的研究大幅增加。大量文献从概念构成、理论辨析、绿色发展评估和绿色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1）从绿色发展概念构成到发展脉络看，“绿色+发展”是构成其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概念定义在胡鞍钢[10]、李佐军[11]、王毅[12]、王玉庆[13]、夏 光[14]、赵建军[15]、王金南[16]、欧阳志远[17]等学者的研究中均有定义和解析。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广泛推广并日益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定义更加强调自然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从理论辨析的角度看，尤其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理论脉络相比较，“绿色发展”的含义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有区别又有重合。比如胡鞍钢（2012）认为，绿色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全新诠释[10]。雷鹏（2011）则通过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内在关联进行阐释，其结论即低碳经济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绿色经济，绿色经济能够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变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进而实现低碳发展，循环经济是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18]。

3）从绿色发展评估研究的角度看，更多体现为投入产出效率、综合性绩效，以及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投入产出效率研究相关的概念包括环境效率、环境技术效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例如，沈能（2012）监测了工业行业环境效率[19]，崔晓等（2014）测算了中国农业环境效率变化[20]，林伯强等（2015）测算了加入能源要素的中国工业部门两位数行业的能源环境效率[21]。综合性绩效方法则是将各种表征环境绩效的指标通过一定的方法综合成一个或几个指数，综合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绩效。例如，2016年，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原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共同发布《绿色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生成绿色发展指数，以动态衡量地方每年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展，覆盖了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7个方面，共56项指标[22]。许勤华（2020）基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首创包含了20个核心指标，用于评估“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23]。关于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现有研究强调生态环境系统、资源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例如，刘定惠等（2011）对安徽省1990—2008年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24]。

4）从绿色发展路径研究的角度看，主要包括理论机制和实践路径。关于理论机制，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胡鞍钢等（2014）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25]；张艳（2018）从微观的行为转型、中观的协同推进、宏观的制度安排层面，构建分析绿色发展的经济机理[26]。关于实践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多，王金南[16]、李萌[27]、胡保林[28]、舒绍福[29]等从不同角度提出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构想。许勤华（2021）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绿色合作制度框架、绿色合作模式，以及绿色市场产品与政策工具等[30]。

1.3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指导国内治理，也深刻影响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认识。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绿色发展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蕴含着各国相互合作的交汇点。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中国积极探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据中国商务部信息，截至2021年1月30日，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1]，共同打造了众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典范。

1）中欧绿色合作落地生根。2005年中欧共同发布《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明确了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2010年，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对话机制上升为部长级，中欧气候合作进入机制化阶段。2015年，中欧发表《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6年，中欧发表《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2018年，中欧发表《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双方同意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20年，中欧双方举行多轮对话。除了政策对接，中欧积极开展碳交易合作项目，在欧盟支持下，自2012年伊始中国就已经在多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经过8年多的酝酿和多地试点，2021年7月16日，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正式上线开市。中欧积极开展科技研发合作，双方于2010年成立中欧清洁能源中心，于2011—2013年设立“中欧中小企业节能减排专项基金”。中欧积极共建国际生态园区，欧洲已在中国建立了中德青岛生态园、中奥苏通生态园、中法沈阳生态园、中法成都生态园、中意海安生态园、中意宁波生态园和中芬北京生态创新园等多个国际合作生态园[32]。

2）积极打造南南环境合作新典范。南南合作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截至2019年底，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14个国际组织合作实施项目82个，涉及诸多领域[33]。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非洲国家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2015年宣布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截至2021年1月，中国已与34个国家开展了合作项目[34]，为老挝、埃塞俄比亚等国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领域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帮助，加速了这些国家绿色低碳转型进程。2013—2018年，中国举办了200余期生态环保和气候变化主题研修项目，并在学历学位项目中增设了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专业，为有关国家培训输送了50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34]。

绿色发展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在这场大变局面前何去何从？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专设了两章阐述关于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的“中国方案”，即“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35]。“十四五”规划纲要中50次提到“绿色”一词，其中“绿色生态”部分设置5个约束性指标[36]。所谓“约束性”，就是作为各级政府必然考核的指标，与政绩考核紧密相关，显示了中国对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2 绿色发展面临西方“体系性的竞争”的多重挑战

2020年11月，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科技小组发布长篇政策报告《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建议在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小院、高墙”的针对性打击办法。2021年1月，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SG）发布《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报告，特别对如何界定核心关键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建议政府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在科技领域实施“分岔”（bifurcation）战略，即选择性脱钩[37]。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拜登的重要对华政策智囊杜如松（Rush Doshi）在其最新著作《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主导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指出，美国应当致力于通过非对称的战略，寻找中国扩展对外影响力的弱点，削弱中国构建影响力的效果。具体包括：军事上强化非对称的遏制能力；经济上，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多边化和制度化，协助伙伴分析中国投资实际情况，反制中方获取新技术等；政治上，加入中方主导的多边机制阻碍其发展，提供中方领导机制的替代方案，与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内竞逐影响力，推广能抵御中国信息影响力的制度标准等[38]。

实际上，美国针对中国营造的非对称竞争氛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渐成雏形。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从政策实践角度看，“竞争”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主基调，美国围绕“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科技竞争”等议题针对中国展开制衡，强化其非对称的遏制能力。

2.1 美国营造的“最严峻的竞争”环境

美国要求中国提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环境标准，提高气候目标。拜登在出任总统前，在竞选纲领中宣称“采取强有力措施施压中国，使其停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他国输出高污染化石能源项目” [39]。拜登上台后，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体系性的竞争者”，称美国政府将进一步提升气候雄心，以此来施压其他高碳排放国，提高其气候目标[40]。另外，美国在《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发动媒体和群众监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环境影响，支持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联动，在“一带一路”负面影响方面提高认知和透明度；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战略节点”（港口、公路等）进行定性，恶意污蔑海外投资是中国通过有意促成东道国对其经济依附的局面来获得其政治归顺的工具。面对中国的崛起，拜登政府积极拉拢盟友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的国际组织，试图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营造的“最严峻的竞争”氛围，毫无疑问将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遭遇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

2.2 西方所谓的“价值观”挑战

以拜登为代表的美国民主党人，与特朗普政府强调经济民族主义不同，认为单凭美国自身的实力，无法应对中国的崛起，必须联合西方其他盟友共同面对这一挑战[41]，强调与盟友一道提出一套“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促使东道国产生对“高质量”“高标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自由”项目的投资需求[42]。能够联结起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取得共识和自我认同的则是共同的价值观。2021年七国集团峰会就着重围绕“价值观主导”“高质量”“透明”等议题，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B3W”倡议。B3W主要基于“蓝点网络”认证体系在内的一套原则及标准得以实施。“蓝点网络”旨在“统筹政府、 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至高质量、可信赖的程度” [43]。B3W可以看作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所采取的反制措施，试图通过B3W，一方面抹黑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另一方面加强西方国家之间的认同，从而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3 严峻的国际竞争态势

就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而言，部分发达国家试图以高标准的国际发展与环境规则来制约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当前全球主要经贸协定注重高标准的环境保护规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的发展压力，环境国际合作走向绿色竞争的态势在加强。例如，欧盟《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提出2050年碳中和以及碳边界税机制等新要求，使得绿色发展的国际竞争形势更加白热化。随着科技化和信息化将在绿色发展进程中扮演重点角色，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发展将为绿色发展带来新变局，欧美将继续发挥领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绿色竞争中仍将处于劣势地位，深受全球绿色转型形势倒逼机制的敏感性影响，而高标准的发展与环境规则方兴未艾，将使全球发展与环境领域面临诸多新的未知因素。

2.4 受限于中国在全球发展与环境领域的规则制定和话语能力

绿色竞争力不仅是各国软实力、领导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大国竞争、合作的新焦点。近年来，尽管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治理，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支持[44]，但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与环境领域的规则影响力、话语能力与实际实力、贡献不对称的问题依然存在。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实现路径仍在探索中，也将是难以一蹴而就的改善过程。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如果不能在规则制定和话语能力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很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贡献深层次价值，也较难在国际规则和话语竞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深海、极地和外太空等新疆域的国际开发进程加速，加强对这些新疆域的环境保护，塑造一个绿色发展的新局面对一国的规范影响力和话语能力要求更高。

2.5 绿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核心竞争力和高端全球治理人才储备不足

绿色环保产业是绿色发展的基础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出发点，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环保产业的技术积累、市场份额相比，中国环保产业核心竞争力存在不足[44]，特别是存在清洁、绿色能源技术创新研发不足等现实问题。以绿色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也是中国“十四五”期间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和未来加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加强全球治理人才建设、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工作。中国高端及领军全球治理人才匮乏的问题，将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及全球治理构成重大制约。

3 政策建议

3.1 完善顶层设计，协同政策和标准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绿色发展交流合作，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治理成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承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出资15亿元人民币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平台在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投融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各不相同，政策环境不稳定，增加了绿色发展的主权风险和融资成本。应完善顶层设计，加强与沿线国家政策对接和标准协同，出台相关政策框架示范和操作指南，制定并推广包容性较强的项目清单，明确绿色项目标准，促进降低项目主权风险、融资成本以及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

3.2 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推动适用性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绿色技术水平不高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一大障碍，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技术方面抱着强烈的“非对称竞争”心理，处处“卡脖子”。“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教育和研发落后，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绿色技术接受能力不足、适用性不强，应用成本高。因此，应根据沿线东道国技术可接受能力和市场需求，开发适合于沿线国家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的绿色技术，鼓励绿色技术输出和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大规模应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对绿色技术的吸收和转化；同时，鼓励通过产业间的资源重置推动绿色化生产，建设沿线各国互相联通、共同认可的绿色标准体系，为实现绿色技术的应用提供保障。

3.3 开展绿色投融资合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一带一路”绿色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需要综合考量气候、金融、技术等因素，引入创新型金融工具；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积极与东道国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共建共享行业标准和绿色指南等资源，开发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提供多样灵活的绿色信贷融资，投资建设绿色示范项目；设立绿色技术创新基金，推动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鼓励绿色项目建设；进一步构建绿色金融标准，探索绿色金融合作的标准化对接。通过知识创新、试点建设、高新技术投资等重点工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探索推动可持续融资，与沿线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支持环境保护。

3.4 加强第三方合作渠道，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平台作用

创新与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绿色项目合作模式，以合资、合作以及战略联盟等形式进行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投资建设；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开发绿色金融产品，提供绿色项目融资贷款；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建立绿色投资联盟，打造绿色发展新亮点；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促进绿色投资的区域合作机制专业化；借助已有的双边、多边国际合作机制，积极构建绿色合作网络，开展绿色投资合作和当地市场适用技术开发；积极与各国一道，深化应对气候合作，深化农业、卫生、减灾、水资源等领域合作；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互动与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4 结语

国际秩序新变化给新时期共建“一带一路”带来外部风险，同时也为其绿色发展带来了新契机。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推进符合沿线地区现实需要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中国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绿色发展也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生态环境条件约束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