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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互联网
第7卷 第6期 2024年11月;页码:629-639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Industry 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 1.全球能源互联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 西城区 100031
- 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市 东城区 100010
- LI Mengyu1*, WANG Jian1, TIAN Ye2 (1.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Co., Ltd.,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1, China
- 2.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10, China
摘 要
Abstract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涉及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系统性变革。基于构建的经济-能源-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 模型,在碳达峰后设置“凹型”、“凸型”和“直线型”3种实现碳中和的减排路径,分析了“双碳”目标下中国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第一,采用先慢后快的“凸型”碳减排方案时,2020年到2060年的累计GDP损失(相较基准情景而言) 最小,约为2.5%,2060年中国碳价水平(边际减排成本) 将超过2800元/t;第二,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达到80%以上,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将达到90%以上;第三,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减排对落实“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加快化石能源退出并提升清洁电力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是高耗能行业减排的重要方式。根据研究结论,建议设定全社会和各行业明确的减排目标,制定合理的碳中和减排路径时间表,明确逐步实现碳中和的阶段性目标;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实现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全面深度替代;制定重点行业实现碳中和的具体方案,推动能源与产业协同转型,加快提升电气化水平。
Realizing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volve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ic changes.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conomy,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3E-CGE) model and sets up three policy simulation schemes after carbon peak, including “concave” emission reduction path, “convex” emission reduction path, and “linear” emission reduction path, to reveal the changing trends of China’s economic, soci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Research shows that, firstly, when the “convex” carbon reduction path of slow first and fast later is adopted, the cumulative GDP loss from 2020 to 2060 (compared to the business as usual scenario)is the smallest, about 2.5%.The carbon price (marginal emission reduction cost) in 2060 will exceed 2,800 yuan/ton.Secondly,under the constraint of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 by 2060, the proportion of non-fossil energy in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reach more than 80%, and the proportion of non-fossil energy in power generation will reach more than 90%.Thirdly,emission reduction i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such as chemical, building materials, steel, and non-ferrous metal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Accelerating the withdrawal of fossil energy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clean electricity in energy consumption are important ways to reduce emissions in these industries.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clear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various industries, formulate a reasonable timetable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and clarify the phased goals of gradually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energy system and power system, promote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realize the deep substitution of clean energy for fossil energy; formulate specific plans for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in key industries,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and industry, an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electrification levels.
0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2020年底,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8.4%,减排幅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实现了在主要气候变化协议中设立的目标以及“十三五”规划的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碳排放背景下,中国的碳排放规模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令其“双碳”目标不仅独树一帜,而且成为了全球脱碳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19年,中国8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能源活动,7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工业生产领域(特别是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能源结构转变和产业转型成为影响“双碳”目标进程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新形势下,为了实现“双碳”目标,迫切需要识别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系统转型路径,评估转型所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能源政策。这是一个战略性、系统性和全局性工作,覆盖能源、电力、工业等高排放部门,涉及生产、消费、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为此,本研究采用细分能源和电力类型的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 模型,模拟分析“双碳”目标对中国宏观经济及重点产业的影响,以期为碳中和路线图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主要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能源技术模型、综合评估模型等工具研究实现“双碳”目标对中国经济、能源、产业的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基于经济主体在全部产品和要素市场采取最优行为实现一般均衡的经济理论,采用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框架与数据,系统刻画各产品、各产业、各主体机构部门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中的关联及其对经济整体影响的宏观经济模型。因其系统性和全面性,CGE模型通常用于模拟政策等冲击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能源经济CGE模型通过细致描述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能够刻画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广泛应用于评估能源、气候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1-5]。
已有文献将以CGE模型为代表的能源经济模型广泛应用于实现“双碳”目标对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一是评估“双碳”目标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相较未实现减排目标的基准情景,实现“双碳”目标将对GDP和福利总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经济损失可接受[6-14]。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将使中国的GDP较基准情景下降约0.05%~1.5%[15-19]。居民消费、总投资、总进口、总出口、总产出和总需求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政府消费将会增加[19-20]。通过绿色产业发展进行“正资本”投资与碳减排的“负资本”投资进行对冲,能够平稳顺利实现绿色转型目标[21]。覆盖全经济系统的碳定价机制能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实现深度减排,随着碳中和目标的逐步实现,碳价(即边际减排成本)将显著提高。2030年中国碳价水平在60~220元/t之间[8,13,15-18,22],实现碳中和时中国碳价将可能超过2000元/t[13,17]。
二是研究“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系统转型。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首要任务,中国能源转型除了需要满足由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量外,还要替代过去庞大的化石能源消费存量[23]。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和电力系统需要加快向以风、光等清洁能源为主转型[24-28],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超过 80%[6,9,13,29-31]。碳中和目标还将促使终端电气化进程不断推进,到2060年终端电气化水平或将达到70%以上[6,13,32-34]。
三是研究“双碳”目标下的产业转型。产业结构转型与能源结构转型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的过程,能源生产技术的进步通过改变各产业的生产成本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转型从能源需求侧减少了化石能源使用[35]。在“双碳”目标约束下,中国高耗能产业将进一步“去产能”,制造业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产业结构加快向服务业主导转型[36-37]。已有研究还采用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研究电力、冶金、水泥、化工、建筑、交通等高排放行业的碳减排路径和技术布局方案[6,10-11,38-44],提出采用低碳生产技术、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充分发挥CCUS的作用等具体措施。
虽然目前已有上述研究分析了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经济、产业转型趋势,但仍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模型底层的投入产出数据多为2015年之前数据,无法反映中国最新的投入产出结构及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二是已有研究更多侧重于从能源转型和能源技术的角度分析实现碳中和的路径,较少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对能源与经济的协同转型路径进行系统研究;三是已有研究对不同碳中和路径的对比分析更多关注碳达峰时间、峰值及碳中和时间等节点目标,较少关注在同样的节点目标下,特定时间段内减排路径不同带来的影响。
本文以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为基础,结合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GTAP-POWER第10版数据库[45]中电力细分部门的相关系数矩阵,将“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拆分为输配电、煤电、油电、气电、风电、水电、核电、光伏、其他9个细分部门;并将GTAP-POWER数据(76个部门)与中国4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行匹配,根据研究需要将部分部门进行合并,最终得到涵盖47个产业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和SAM表。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包含多种能源类型和电力类型的动态递归CGE模型。模型基于中国未来产业结构转型趋势,对中国主要部门的投入与产出结构进行动态调整,并将能源效率提升、能源技术进步、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碳减排成本纳入到CGE模型中,搭建了碳中和目标下能源、经济、产业转型的综合分析框架;通过设置不同的碳中和情景方案,系统分析实现碳中和目标对宏观经济、能源电力、重点产业的影响。
2 中国3E-CGE模型构建
2.1 模型构建简介
本文构建的经济-能源-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3E-CGE)模型主要包括生产模块、贸易模块、居民收支模块、企业收支模块、政府收支模块、均衡闭合模块、社会福利模块以及碳排放模块。模型共包括47个生产部门,假设每个行业只有一个竞争性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生产活动包括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市场结构假定为完全竞争,每个部门的产出水平由市场均衡条件决定。在所有的生产部门中,生产技术呈现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并按照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进行生产决策。生产行为由5层常数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进行刻画,生产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生产模块结构示意图
Fig.1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module

图2 模型中的GDP增速假设和碳排放假设
Fig.2 Changes in GDP and carbon emission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from 2020 to 2060

图3 2020—2060年各方案下的GDP变化率和碳价格
Fig.3 Changes in GDP and carbon prices under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from 2020 to 2060
在第一层嵌套结构中,首先将劳动-资本-能源合成和非能源中间投入合成为部门总产出。在第二层嵌套结构中,增加值和能源投入按照CES函数的形式形成劳动-资本-能源合成。在第三层嵌套结构中,劳动和资本合成增加值,化石能源和电力形成能源投入合成。在第四层嵌套结构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形成化石能源合成,非清洁电力和清洁电力形成电力合成。在第五层嵌套结构中,煤炭采选和煤炭加工合成煤炭,石油采选和石油加工合成石油,天然气采选和燃气生产和供应合成天然气。在同一层嵌套结构中,煤电、油电和气电形成非清洁电力合成,风电、水电、核电、光伏和其他电力形成清洁电力合成。
3E-CGE模型中采用大量CES生产函数,需要对各种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做出假设。替代弹性反映出各种投入产品或要素之间相互替代的难易程度,是影响模型评估结果的重要参数。由于该参数校核所需的工作量巨大,当前模型实际开发过程中通常引用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3E-CGE模型中替代弹性、资本折旧率等关键参数的设定主要参考娄峰[46]、林伯强[47]、魏巍贤[48]、齐天宇[49]、翁玉艳[50]、黄晓丹[13]等多篇研究文献确定;而对于能源技术进步相关参数的假设则主要参考黄晓丹[13]、齐天宇[49]、曹静[51]、Paltsev[52]、Capros[53]等国内外研究设定。此外,模型还参考已有文献对中国未来电气化发展水平的研究[32-34,54],通过动态调整主要部门电力与化石能源间的替代弹性来刻画中国未来电气化进程。
2.2 模型基准路径和政策模拟方案设定
关于经济增长路径,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测的相关研究[37,55-56],给出基准情景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如表1所示。中国经济总量在2035年将达到209万亿元左右 (2020年人民币不变价),2060年将达到435万亿元左右。未来人口增长的假设主要参考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2 世界人口展望》[57]中等人口情景的预测结果:中国人口在2022年后将维持下降趋势,到2030年降至14.2亿,到2050和2060年则分别降至13.2亿和12.1亿。
表1 基准情景下中国经济GDP增速预测
Table 1 Predi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DP growth rate under the benchmark scenario

年份GDP增速2021年8.1%2022年3.0%2023—2025年5.0%2026—2030年4.8%2031—2035年3.8%2036—2040年3.3%2041—2045年3.0%2046—2050年2.9%2051—2055年2.9%2056—2060年2.8%
本研究设置了面向2060年的基准方案和碳中和政策模拟方案。在基准方案 (business as usual,BAU)中,假设按照表1的GDP增速发展,在2030年以前的减排力度以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承诺的减排力度为依据,即到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与2005年相比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比重在2030年达到20%以上;2030年以后假设延续2020—2030年的碳减排力度,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率持续保持在约4%的水平。基准方案无法满足碳中和目标,仅作为参考情景,用于和碳中和情景进行比较,来分析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经济、能源转型及相应的政策力度。其设定方式主要参考张希良等[37]的研究。
在碳中和政策模拟方案中,中国碳减排力度以2030年前碳排放实现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为依据。何建坤等的研究表明,要争取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年下降率需达到4.5%~5%的水平[37,39,58]。本研究主要基于该假设,设定2030年前的碳强度下降率来模拟碳达峰。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碳达峰后难以实现快速减排[37];而落实《巴黎协定》温升目标又需要各国采取立即、迅速的减排行动。为比较全面地模拟各种可能的减排路径的经济影响,本文在碳达峰后设置了三种不同的减排路径。模型设置2060年全国碳排放量为20亿t左右,这20亿t的二氧化碳最终将通过森林碳汇、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技术等被全部中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每种情景的具体设定如下:
政策模拟方案一(S1):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然后采取“凹型”减排路径,即减排力度在前期较快,后期较慢,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政策模拟方案二(S2):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然后采取“凸型”减排路径,即减排力度在前期较慢,后期较快,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政策模拟方案三(S3):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然后采取“直线型”减排路径,即减排力度在前期和后期基本相当,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3 结果与讨论
3.1 碳价和GDP变化
在政策模拟方案一 (S1) 情景下,中国在碳达峰后开始实施先快后慢的“凹型”减排路径,GDP下降幅度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推进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60年末,相比于基准方案,实现碳中和目标导致GDP累计下降约4.9%。在本研究构建的3E-CGE模型中,采用碳定价机制作为所有气候政策的代表,由模型内生的碳价显示了全经济尺度的边际减排成本,反映了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政策力度和应付出的经济代价。在S1情景下,随着碳中和目标不断推进,中国碳价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127元/t,到2060年将达到2857元/t,相比于全球实现碳中和时的碳价水平,即100~1000美元/t,中国碳价处于中等水平,反映出中国实现碳中和需要付出艰苦的减排努力。
在政策模拟方案二 (S2) 情景下,中国在碳达峰后开始实施先慢后快的“凸型”减排路径。到2060年,相比于基准方案,实现碳中和目标导致GDP累计下降约2.5%。2050年中国碳价水平达到558元/t,2060年中国碳价水平将达到2927元/t。
在政策模拟方案三(S3)情景下,中国在碳达峰后开始实施较为匀速的“直线型”减排路径。到2060年末,相比于基准方案,实现碳中和目标导致GDP累计下降约3.6%,低于S1情景下的GDP下降幅度,但高于S2情景下的GDP下降幅度。2050年和2060年中国碳价水平将分别达到765元/t和2897元/t。
在三种政策模拟方案中,相较基准情景而言,实现碳中和目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其中,“凸型”减排路径方案下的累计GDP损失最小,“凹型”减排路径方案下的累计GDP损失最大,这主要是由于“凸型”减排路径的累计碳排放水平最高,而“凹型”减排路径的累计减排量最大。此外,在实现碳中和目标前期,由于减排压力较大、减排技术不成熟,实现较为快速的减排往往只能通过牺牲经济发展的方式,这也是造成“凹型”减排路径下GDP损失较大的原因。
3.2 宏观经济指标变化
三种政策模拟方案下,进口、出口、投资、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等宏观经济指标相较基准情景的百分比变化见图4。政府消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短期内,碳定价机制产生的碳税导致政府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但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碳价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最终也影响到政府收入和消费支出。相较基准情景,进口、出口、投资、居民消费在三种政策模拟方案下也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碳定价增加了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导致投资和进出口减少。企业生产规模的缩小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从而降低了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减少。


图4 2020—2060年各方案下的宏观经济指标变化
Fig.4 Changes i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under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from 2020 to 2060
3.3 能源消费总量及结构变化
三种政策模拟方案的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见图5。可以看出,实现碳中和目标将加速能源系统向清洁低碳转型,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将持续下降,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将大幅提升。以S3情景为例,该方案下,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在2035年左右达峰,峰值约为62亿t标准煤。煤炭消费量和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到2030年占比降至42.4%左右,到2050年和2060年则分别降至13.3%和7.5%左右。石油消费量在2030年前仍持续上升,但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30年降至17.6%,到2050年和2060年则分别降至12.5%和5.3%左右。天然气消费在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持续下降,到2050年和2060年分别降至9.8%和5.6%左右。在碳中和路径下,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大幅上升。以S3情景为例,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达到28.6%左右,到2050占比将达到64.3%左右,到2060年占比将达到81.6%左右,其中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分别占比11.4%、13.8%、26.2%和27.3%。

图5 2020—2060年各方案下的能源消费结构变化
Fig.5 Chang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from 2020 to 2060
提升终端能源消费的电气化率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未来中国用电量也会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态势,电力系统将加快清洁转型步伐(图6)。以S3情景为例,预计2030年中国发电量将达到11.2万亿kWh左右,到2050年和2060年,发电量将分别达到16.2万亿kWh和17.3万亿kWh。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持续下降,在2030年降至43.2%,到2050年和2060年则分别降至7.8%和5.2%。气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30年提升至4.2%,到2050年和2060年则分别降至3.8%和3%。化石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由2020年的66.1%大幅降低至2060年的8.2%,将主要作为灵活性电源发挥调节作用。相比之下,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将大幅提升,S3情景下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将达到52.6%;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将达到88.4%,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比达到58%;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将达到91.8%,其中风、光占比达到60.2%。

图6 2020—2060年各方案下的发电结构变化
Fig.6 Changes in generation mix under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s from 2020 to 2060
在S1和S2情景中,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消费的演变趋势和S3情景相似。由于S1情景前期减排力度较大,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达峰年限将提前至2030年,峰值约为59.2亿t;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下降和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提升速度相较S3情景更快,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达到29.6%,2050年将达到71.8%。电气化水平提升速度和清洁电力占比提升速度较S3情景也进一步加快。S2情景前期减排较为平缓,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达峰年限将推迟至2035年以后,峰值约为65.2亿t;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提升速度相较S3情景更慢,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达到27.4%,2050年将达到58.5%。该情景下的电气化水平提升速度和清洁电力占比提升速度较S3情景也进一步减慢。
3.4 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变化
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低碳转型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提升电力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高耗能产业加快脱碳进程的重要途径。以S3情景为例(图7),钢铁行业的电气化率在2030年将提升至18%,到2050和2060年则分别提升至36%和47%;有色金属行业的电气化率在2030年将提升至73%,到2050和2060年则分别提升至82%和84%;建材行业的电气化率在2030年将提升至27%,到2050和2060年则分别提升至54%和70%;化工行业的电气化率在2030年将提升至19%,到2050和2060年则分别提升至28%和38%。


图7 2020—2060年方案三下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和电气化率变化
Fig.7 Chang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lectrification levels i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under the S3 scenario from 2020 to 2060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构建的3E-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双碳”目标约束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在前期减排力度较慢、后期较快的“凸型”减排路径下,实现“双碳”目标的GDP累计损失(相较基准情景)最小。随着减排力度的不断加大,碳价(即边际减排成本)将不断上涨,到2060年中国碳价水平将达到2800~2900元/t,总进口、总出口、居民消费、总投资相较基准情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此外,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提升。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81.6%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91.8%左右。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不断下降,行业电气化水平将大幅提升。
4.2 政策启示
第一,设定全社会和各行业明确的减排目标,并制定碳中和减排路径的时间表,明确实现碳中和的阶段性目标。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在实现碳达峰后,前期可以先采取较为平缓的减排路径,避免由于大幅减排对经济发展形成较大的负面冲击;中后期可以采取较为快速的减排路径,通过低碳、零碳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碳中和任务的不断优化,降低碳减排约束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国一次能源消费达峰时间可晚于碳达峰时间,峰值可以控制在62亿t标准煤左右,通过加快部署清洁能源,可以在降低能源系统碳排放的同时,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和支撑。
第二,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能源电力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既可以作为能源发展的重中之重,也可以作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阶段性约束指标。应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供给格局,形成以绿色高效为导向的能源消费生态。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达到90%以上。
第三,发挥高耗能产业的减排作用,推动能源与产业的协同转型,加快提升电气化水平。在终端用能领域以电力对化石能源进行全面替代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应加快可再生能源、储能等先进技术突破,促进关键低碳零碳技术成本快速降低;提升清洁能源电力在工业部门的消费比重,积极推动电气化技术发展和各行业用能方式转型,到2060年,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产业的电气化率水平力争分别提升至47%、84%、70%和38%。同时,加快推动循环经济和提高能源效率,实现工业低碳转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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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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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Global EnergyInterconnection Group Co., Ltd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China’s Economic, Soci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ystem under the Dual Carbon Target” (SGGEIG00JYJS220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