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在百年变局、全球气候危机、大国竞争加剧以及清洁能源转型进程加快等多种因素持续叠加影响下，全球能源治理及国际能源转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方位。具体而言，一是国家对能源转型介入的历史性加强[1]；二是清洁能源转型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度进行[2]；三是能源危机、地缘冲突进一步提升了各国的能源自主、能源安全诉求。在此背景下，国家间、地区间的能源转型既存在竞争关系，也存在合作关系，并且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气候治理及全球能源转型的宏观叙事中，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能源转型交互效应正在发生。

2024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的第25周年。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日韩三方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一致同意致力于落实第八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3]。低碳转型、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事务是中日韩双边关系和三国合作的重要议程。竞合共存关系是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主线，深刻体现在三国于能源转型领域“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互动之中。如何冲淡竞争要素，扩大合作要素，提升东北亚地区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等，则成为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关系的新课题。为了厘清中日韩能源转型不断涌现出的新事实和新关系，并解释中日韩能源转型关系的复杂历史与现实，本文尝试在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全球能源转型等背景下，以相关理论文献为基础，通过对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政策梳理与现实总结，阐述中日韩能源转型关系的历史脉络与竞合逻辑，并重点探讨如何推动中日韩能源转型关系的由“竞”转“合”进程。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能源转型、大国竞争和地球生态危机等多重叠加背景下，如何理解中日韩能源转型关系的竞合逻辑。本文还将进一步回答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新进展、新特征、新挑战是什么，如何推动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从竞争关系主导走向合作关系主导。为回答上述问题，以下将分为4个部分进行探讨：第一部分为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时代背景和进展分析；第二部分为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中的阻碍因素分析；第三部分为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深化路径探讨；第四部分为结论。

1 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总体进展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测，到2050年，全球80%的电力消费将来自清洁能源[4]。以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已经成为世界能源转型的明确方向。能源转型进程的快速推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除应对气候变化的宏观需求外，国家行为体维护能源安全、培育经济增长动能等个体需求也极大加速了这一进程。竞合共存关系是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主线。在竞合共存关系下，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合作总体呈现出过程的波折性和关系的复杂性。

1.1 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政策的新近动向与长远趋势

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在全球气候及能源版图中的特殊性地位明显。一方面，中日韩三国碳排放总量大，在落实《巴黎协定》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均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2022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约70%和43%；日本、韩国在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类型上的对外依存度则常年高达95%以上。三国能源安全均面临外部性挑战，存在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较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等共性问题。此外，受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冲击，中日韩三国也共同面临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需求。

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大国，中日韩三国无不对国家能源转型给予高度重视。中国提出了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的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引领中国能源转型进程。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5]。“双碳”目标正在引领中国能源转型进程，推动中国清洁能源革命及能源转型国际合作。日本政府提出日本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先后制定出台了《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实现绿色转型基本方针》等战略性规划，提出日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总发电量的36%～38%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构建“零碳社会”等[6]。2021年5月，日本政府修订《基本能源规划》，计划到2030财政年度前将可再生能源比例翻一番。韩国政府提出韩国力争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出台了《韩国碳中和“3+1”战略》等政策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至21.6%[7]。韩国通过绿色新政计划，致力于实现碳中和、经济增长、提升生活质量三大目标，推动韩国向清洁能源转型并促进韩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能源安全》报告提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有望改变能源贸易格局、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并推动新的能源依赖关系生成及发展，尤其是能源国际贸易将朝向更加区域化的方向发展[8]。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和能源转型的全球领先者，能源转型进程或将加速中日韩能源互联互通步伐，并开启清洁能源合作新时代。从中日韩三国的国家能源转型战略上看，能源转型已经被确立为各自国家的战略重点，而加强能源转型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并寻求与其他国家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也同时被列为其能源转型战略的重要内容。中日韩三国在能源转型方面拥有诸多共同目标，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安全水平、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中日韩如何结合各国需求进一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并推动中日韩能源转型的协同增效、提质升级，成为摆在中日韩三国面前的新课题。然而，由于中日韩三国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政治诉求等存在差异，导致三国在能源转型竞合关系中，特别是在清洁能源领导权及话语权、清洁能源国际市场、技术领导权以及关键矿物供应链等方面的竞争性明显。

1.2 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总体进展

作为亚洲及全球层面上的重要经济体，中日韩三国互为重要发展伙伴。三国地理毗邻，面临着较多共同或相似的能源转型机遇与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20世纪90年代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三国间合作密度不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深度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涵盖战略合作、地方合作和民间合作三大层面的“金字塔”型合作结构。

能源转型作为近年来的新生议题，在降碳减污协同增效、提升能源安全韧性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等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被及时全面地涵盖进了中日韩间原有的“金字塔”型合作结构之中。其中，在战略合作层面，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从长远角度为未来十年中日韩在各领域的合作作出一系列前瞻性规划，一致同意视彼此发展为机遇，并在实践上加强战略对接，提升合作水平。第二十二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签署的《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2021—2025）》文件，明确提出推动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第12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联合新闻声明》提出，“关于能源，我们强调能源结构成功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开展合作的必要性”。此外，中日韩三国亦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等地区或全球框架下进行了诸多合作。如2023年，中国—东盟银联体（10+1银联体）理事会第13次会议暨中日韩—东盟银联体（10+3银联体）理事会第4次会议探讨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中日韩—东盟合作，并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以及碳交易等方面取得合作共识。

地方合作层面，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呈现出灵活性和持续性特征，并成为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中日韩三方战略合作共识的具体贯彻，以中国山东省、中国吉林省、韩国江原道等为代表的中日韩地方政府间合作亦不断推动双边或三边合作的走深走实。2020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了上海、大连、苏州、青岛等6座城市建设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也于同年正式揭牌，作为管理主体的示范区管委会积极与日韩可再生能源机构或企业洽谈对接，并搭建起了数个“产业交流对接会”平台。此外，省一级或市一级地方政府也前后多次主办了以能源转型合作为中心议题的中日、中韩、中日韩间的交流大会，如由潍坊市政府牵头主办的“中日韩氢能产业发展大会”已前后举办了三届等。

民间和社会合作层面，中日韩三国间企业、科研机构、智库等非国家行为体合作密切、联系广泛。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各自的领域里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增加交流对话、增进彼此互信，探索在人才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领域的合作，为东北亚地区的能源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不同类型的东北亚非国家行为体在能源转型合作上的侧重上有所不同，各自发挥专业性、特色性优势，共同推动东北亚地区的能源转型进程。例如自2005年开始连续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东亚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中日韩学者围绕东亚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多边舞台。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联合主办的“东北亚区域电力联网与合作论坛2023”，致力于在深入探讨东北亚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推动东北亚区域电力联网实现新的更大突破等。

1.3 以清洁能源为重点的中日韩能源转型特征

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中日韩能源合作历史中，尽管中日韩在国际能源领域有着相似的能源进口需求和广泛的共同诉求，但中日韩三国在化石能源领域所开展的实质性合作并不充分，也未能取得形成区域性的能源共同市场等成果[9]。随着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加快，以清洁能源为重点的能源转型合作将成为中日韩合作的重点、优先议题。从以清洁能源为重点的中日韩能源转型的历史与现实上看，中日韩能源转型展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特征。

其一，中日韩能源转型战略不断分化、组合。理想状态下包含三边关系在内的多边关系能够直接为国家间整合利益、共享资源创造可能[10]，进而提供了一种超越于双边关系的合作模式。但在实际意义上，包含三边关系在内的多边关系通常表现出的状态是多个双边关系的简单相加，未能产生“1+1+1＞3”的理想效果[11]。自2022年3月尹锡悦政府上台执政以来，韩国对外战略逐渐从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转变为“倒向美国”，中韩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同时，自钓鱼岛事件以来已处于低位运行状态的中日关系，亦在2022年受历史、安全政策等问题的叠加影响，进一步降至两国自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12]。从中日韩各领域合作的历史与现实上看，中日韩三国在气候治理、生态保护、经贸合作等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具有总体稳定性、持续性；中日韩三国在安全、战略等政治领域合作则凸显脆弱性、易变性。与传统能源合作不同的是，全球能源转型具有更为强烈的国际秩序塑造影响[13]，由此导致中日韩三国间在能源转型合作上直接受到双边外交关系恶化的负面影响，其体现在三方战略合作层面的分化上。一方面是日韩能源转型战略合作的逐渐转热，2023年11月，尹锡悦同岸田文雄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讨论中，就双方氢能合作达成共识，指出要通过强化日韩合作，以降低氢气生产成本，共同提升氢气的溢价能力及国际规范制定能力[14]。除领导人互动层面外，双方还在能源转型领域开展了数次氢能总干事、能源合作对话等高层会议。另一方面是中日、中韩能源转型战略合作的相对转冷。领导人互动层面，习近平主席于2022年11月先后在双边会谈中同韩日两方领导人分别达成了加强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绿色经济等方面合作的共识[15-16]，但相较于日韩而言，中日、中韩之间讨论能源转型合作的机制性会议仍需加强。同时，从其他中央层级的互动上来看，尽管在2022年以来，有生态环境部、商务部主办或参与的各类活动，但中日、中韩间在相关领域总体上的互动数量及频率也均弱于日韩方面。

其二，中日韩能源转型在地方合作机制层面上的存量效用明显。与战略合作层面的“日韩热，中日、中韩冷”不同，三国地方政府间仍在积极利用原有的地方合作渠道，以共同推进中日韩三国间的能源转型合作。2022年以来，各类由地方政府组织的研讨会、交流会热度不减，中日韩三国的机构或企业积极响应，在各类会议中签署多项合作共识、落地数个合作成果。如在2023年5月于山东省潍坊市举办的“第三届中日韩氢能产业发展大会”及“氢能技术装备展览会”上，各方就深化氢能合作达成共识。在发挥中日韩地方合作渠道的存量效用基础上，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综合性或其他原有平台渠道向能源转型议题上拓展，助力中日韩地方层面的能源转型合作向好、向上发展。如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江原道尖端技术局、鸟取县商工劳动部自2008年起轮值主办的“东北亚产业技术论坛”，从2015年第五届时聚焦于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技术领域，在第十一届时演化成了聚焦于能源生态合作议题等。

其三，中日韩能源转型在社会合作层面发展迅速。企业、高校等微观层面上的民间主体，在中日韩三国间的能源转型合作上快速扮演起了“主力军”角色。学术界，除原有三国间高校的合作往来渠道仍在发挥效用外，新平台的搭建也逐渐进入加速期，如清华大学与韩国高丽大学自2012年起联合主办的以“电网适应型可再生能源技术”为主题的中韩双边学术研讨会，截至2024年1月已共计举办十二届；厦门大学于2023年6月主办召开了首次中日氢能源产业合作论坛等。产业界，除在政府牵头下的对接活动外，能源转型所创造的巨大市场需求与产业利益也直接推动了中日韩企业间的自发性合作，如以能源化工为主营业务的韩国SK集团先后与北京燃气集团、中能建氢等企业在氢能领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天合光能于2023年年底同日本奈良森林资源保护公司签订储能意向合作协议等。

1.4 以清洁能源为重点的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光明

当前，可再生能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向前发展。随着中日韩三国将清洁能源发展置于内政外交的核心议题，以及中日韩三国各自碳中和目标的引领和全球清洁能源进程的加速，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迎来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机遇。

以清洁能源为重点的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光明，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能源转型合作有助于塑造新经济竞争力。中日韩作为清洁能源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全球领先国家，通过清洁能源技术、产业和经验的合作，可以使三国更好地抓住能源转型机遇、应对全球能源转型挑战。二是能源转型合作有助于整体提升东北亚生态安全水平。中日韩均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能源消费总量巨大，而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对于应对气候危机和加强环境保护至关重要。三是能源转型合作有助于增强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安全韧性。通过使用分布更广、总量更大的清洁能源，能够有效减少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依赖，提高能源供应的可控性及自主性。四是能源转型合作有助于稳定复杂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通过东北亚区域合作开发清洁能源项目，可以提升中日韩三国间的互信水平和依存关系，并以此正向作用于东北亚地区安全水平和发展质量的提升。五是能源转型合作有助于实现区域合作的正向外部传导。通过拓展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合作的深度及广度，充分发挥互补优势，能够使相关合作成果惠及周边国家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水平提升的阻碍因素

在竞合共存的关系下，中日韩三国在对外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存在差异和竞争，对三国之间的能源转型合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三国间能源转型合作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尽管存在诸多阻碍因素，但中日韩三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仍然具有广阔的前景和潜力。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的大背景下，三国间能源转型合作更趋必要、更为重要。

2.1 域外力量介入导致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强

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大国竞争日趋白热化，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日韩对华关系长期深受美国影响，以美国为典型的域外力量是制约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因素。美国将清洁能源定位为国内及国际层面的优先议题，并进一步将其视为美国全球领导力与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洁能源政策方面，美国更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从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角度对外传导压力，将多家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或实体机构拉入“制裁名单”。同时，拜登政府在其对华战略竞争中注重发挥美国联盟网络的作用，将打造“去中国化”的可再生能源网络体系作为其联盟政策的主要方向。美日方面，美国先后同日本建立了“美日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美日气候伙伴关系”，旨在重点加强双方间具有排他性质的可再生能源、储能、智能电网、清洁氢及海上风电等方面的合作。美韩方面，美韩能源政策对话（EPD）于2021年正式升格为部长级，以促进双方间在能源政策规划、技术研究与商业部署上的排他性合作，同时，尹锡悦于2023年4月访美期间亦同拜登取得了在“扩大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加强清洁能源和脱碳合作”等方面的共识[17]。包含美日韩三边关系在内的多边层面上，2023年8月举行的美日韩戴维营峰会明确了三方要加强在先进技术出口管制、关键矿产资源、能源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合作[18]，以共同面对指向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问题”。此外，美国还通过将日韩纳入印太框架，以清洁能源为重点整合构建起多层次的“绿色联盟”，以压制中国在能源转型领域上的对外合作活动等[19]。

2.2 中日韩政治互信赤字的进一步复杂化

中日韩能源转型关系植根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合作。理解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现实及走向，需要牢牢聚焦中日韩政治关系这个根本和源头。中日韩间政治互信的缺乏导致化石能源的“亚洲溢价”现象仍然延续。区域能源合作所追求的目标是确保区域能源市场的平衡，并保障区域内各国的能源安全[20]，而推进区域能源合作的非经济性关键基础则在于政治互信[21]。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常年面临着政治互信水平较低的被动局面，这一被动局面同样投射到了三国间的能源合作领域。化石能源时代下的中日韩三国同为能源消费大国，且均存在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使三国常年将能源安全定位为其国家安全的头等要务，且受政治互信处于较低水平的影响，致使三国间乐于接受以额外价格获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类型，成为导致“亚洲溢价”现象形成及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能源转型有力推动着能源生产国与能源消费国的角色转换[22]，中日韩所拥有的巨大技术优势使三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逐步转变为能源生产大国。尽管风、光等资源数量庞大，但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环节所依托的关键矿产资源依然存在地理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出于类似于化石能源时代下三国间国内关键矿产资源有限、政治互信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导致“亚洲溢价”现象并未在能源转型进程中得以破除。能源转型中的“亚洲溢价”表现形式对比以往有所不同，其与地缘竞争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南美、非洲等矿产资源丰富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一方，以包含日韩在内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为另一方的博弈局面，其中亦有恶性竞价现象的出现；二是日韩两国在以锂化合物为代表的矿产资源类型上的“去中国化”趋向明显，意图降低对华进口依赖，转向智利、澳大利亚等国寻求购买，由此造成了供应链上开采、运输等成本的上升，并直接反映在价格层面。

2.3 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机制的有限性与碎片化

从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政治机制历史与现实上看，中日韩三国尚无专门性的能源转型合作机制，三国当前在政治层面的能源转型合作一般嵌入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等机制之中，呈现出缺乏专门性的统筹机制特征。中日韩三国间专门性能源转型合作机制的缺乏，导致“能源转型”议题无法居于绝对中心地位，使三国在能源转型合作中存在一定的政策分化和沟通障碍。同时，中日韩三国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机制也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尽管机制碎片化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突破现有治理困境等优势作用[23]，但也会同时衍生出降低合作效能等负面效应[24]。中日韩三国现有合作机制的多主体性明显，不同类型行为体均围绕“能源转型”议题开展合作，以此衍生出若干“平行协议”，而平行协议间不乏相互重叠及相互矛盾的现象出现，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处于欠缺系统性的较低水平，不利于三国能源转型合作的走深走实。

此外，中日韩三国在化石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信任和治理等赤字加剧了当前中日韩能源转型的合作难度。在化石能源领域缺乏实质性合作以及以竞争性关系为主导的历史，为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蒙上阴影。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竞争白热化、全球化进程分化等新背景下，中日韩合作中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凸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日韩之间的能源转型合作无法取得进展，从政治层面推动整合现有的碎片化合作机制可作为三国共同探索的优先事项。

3 推动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深化路径

竞合共存关系长期是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主线，并将继续影响中日韩能源转型进程。展望未来，随着全球能源转型进程的加速、气候危机的延宕，以及中日韩加强能源转型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大力推动中日韩三国在能源转型关系方面由“竞”转“合”的重要性、必要性日益凸显。在有重点领域、有优先议题逐步推动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进程中，民心相通、战略对接、机制创新、产业及市场先导等具体路径能有效增加中日韩能源转型关系的共赢性，不断发掘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的优势互补点、合作增长点。

3.1 继续筑牢中日韩民心相通，夯实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社会基础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25]。在全球化时代，民心相通不仅是国家间友好交往的基石，也是推动地区合作的关键因素。中日韩需要发挥复合机制的灵活性优势，通过继续筑牢、强化地方合作及民间合作的方式，来对战略合作层面的分化予以弥合。首先，中日韩三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持续发挥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这一重要的政府间协商机制，继续弘扬东北亚对话合作精神[26]，进一步建构起中日韩三国间共同的合作共赢理念，以对话、协商的问题解决方式，保持三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的合作稳定性及合作可持续性。其次，中日韩三国可以进一步利用好中日韩文化交流年（2025—2026年）这个契机，加强清洁能源议题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加强绿色发展的文化互鉴。再次，不断增加中日韩三国间的地方合作与民间合作的民心相通要素，丰富完善中日韩民心相通的渠道，不断培育、发展中日韩社会层面的清洁能源合作力量。此外，中日韩三国也应注重主流媒体和新媒体间的合作，讲好中日韩能源转型的“合作故事”，激活中日韩能源转型的社会活力。总之，加强中日韩民心相通、消弭信任赤字是推动三国能源转型合作不断发展、创新的重要保障。中日韩应该通过继续筑牢地方合作、民间合作的方式弥合战略合作的分化，努力推动三国人民实现从“居相邻”到“心相通”，为实现共同发展和安全贡献力量。

3.2 加强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战略对接，改善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政治基础

中日韩应加强在绿色发展战略中共同利益的对接，推动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合作，抓住绿色经济发展政策带来的共同产业机遇，打造绿色低碳合作的新模式[27]。中国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日本的《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实现绿色转型基本方针》、韩国的绿色新政，充分体现了三国在重视发展清洁能源、积极贯彻落实碳中和目标和加强能源安全建设等方向上的共同点。加强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战略对接，不仅有利于推动三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也对于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夯实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政治基础，围绕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三国应该加强政策沟通，深化互信合作，推动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战略对接，携手制定符合三国共同利益的地区能源转型战略。

考虑到中日韩三国现实政治关系的复杂性，中日韩可以优先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以推动地区能源转型共同体建设为核心议题。同时，中日韩三国可以加强成功经验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加强战略对接、政策沟通、深化互信合作，推动能源转型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事实上，中日韩不是西方制定的绿色转型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深刻影响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的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不仅关乎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更对东北亚地区的整体繁荣与稳定具有深远影响。加强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战略对接，是三国共同应对能源安全挑战、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此外，加强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战略对接也有助于推动东北亚地区能源市场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

3.3 打造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新机制，创新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制度支撑

推动以本土化、去中心化、去地缘化等属性为特征的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有助于中日韩三国在追求能源安全的过程中突破传统化石能源竞争的“零和博弈”束缚，实现中日韩三国在合作共赢基础上的能源安全诉求[28]。发展清洁能源已经成为国际能源合作的重点议题，而中日韩三国尚无专门针对清洁能源合作的制度或机制。因此，开辟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新机制，为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打造新的增长动力，逐渐成为当前及未来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的现实需求和重要保障。

首先，中日韩三国政府可通过定期举行政策对话会议、分享最佳实践和经验等方式，促进政策的衔接与协调，形成推动清洁能源发展良好氛围的“合力”。其次，中日韩三国应推动产业合作和技术创新，鼓励三国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发挥各自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优势，并通过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提升区域清洁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再次，中日韩三国应深化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参与，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推动中日韩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如中日韩三国可以共同发起或参与国际清洁能源合作项目、制定国际标准等，为全球清洁能源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最后，中日韩三国应共同加强风险评估和管理能力。在推进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过程中，要重视风险评估和管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加强对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潜在风险的监测和分析，确保合作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总之，开辟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新机制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政策沟通、产业合作、国际合作以及风险管理能力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中日韩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深入合作并取得更大成果。

3.4 以中日韩清洁能源的产业及市场合作为优先，发挥经济合作对政治关系提升的积极外溢影响并努力排除外部干扰

中日韩清洁能源的产业及市场合作既能为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动能，也能为东北亚能源转型创造良好的经贸条件及区域性市场环境。中日韩应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中日韩合作开拓更大发展空间的关键机遇[29]，将拥有巨大潜力和前景的产业及市场合作确定为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的“优先领域”。随着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为代表的新兴区域贸易协定绿色化进程加速[30]，客观上为中日韩在新兴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清洁能源合作及绿色治理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行路径。在此基础上，中日韩三国应发挥各自的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利用好中国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类型上的产业优势，以及日韩两国在氢能上的产业优势，准确定位三国间能源转型合作的互补点，以通过合作将三国的各自优势转化为三国的共同优势。同时，中日韩应鼓励三国间清洁能源企业的双向或多向投资，以合资企业或合建项目为具体抓手来推动三国产业链整合，并配以相关的绿色金融支持，降低合资企业或合建项目的融资风险。清洁能源的发展关键在于技术要素，对此，中日韩应抓好“人才”本位，通过设立共同研发项目、举办技术交流大会、联合人才培养等方式，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升级，进而从根本上推动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清洁能源产业水平。此外，成立中日韩自贸区将进一步强化三国间的价值链关联和产业合作的深化，促进中日韩贸易增加值规模扩大和增进三国福利[31]。

中日韩应发挥经济合作对政治关系深化的积极外溢影响。通过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加强三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增强政治互信和合作意愿，这有助于缓解政治紧张局势，推动中日韩关系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中日韩三方同时可以开展更多“中日韩+X”合作项目，并将清洁能源作为重点合作项目，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清洁能源合作。通过参与国际能源组织、推动国际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和协调，参与全球能源转型治理，这有助于提升中日韩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与此同时，优先促进东北亚地区能源转型共同体建设并进一步提升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夯实东北亚地区合作的能源自主、能源安全根基，最终也能平衡、应对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所受到的外部力量制约。

4 结论

随着清洁能源的加速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清洁能源已逐步成为全球能源系统的核心议题。从历史和现实上看，竞合共存是中日韩能源转型关系的主线。然而，中日韩能源转型关系的竞争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如何提升中日韩之间能源转型关系的合作性，并不断发掘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的优势互补点、合作增长点，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新课题。厘清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不断涌现出的新事实、新关系和新动向，能为理解、把握和推动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变迁提供指引，且有利于加强对中日韩能源转型的学理性阐释。在全球碳中和进程背景下，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气候关系的交互效应正在发生和有待加强，中日韩作为东北亚的主要经济体，加强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研究有利于把握新形势下中日韩间的双多边关系建设，提升东北亚能源转型的共同治理水平，并进一步正向作用于东北亚地区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等。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加快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政府纷纷加强了能源转型的政治引领和政策导向。中日韩三国在能源转型合作方面所呈现出的新事实和新关系，不仅体现了全球碳中和背景下区域气候合作的新趋势，更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三国间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多方面的紧密联系，以及中日韩三国各自的能源安全及权利诉求。中日韩三国能源转型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三国各自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有助于促进东北亚地区整体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总的来说，中日韩能源转型合作不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通过不断深化和拓展能源转型合作，中日韩三国有望共同书写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发展的新篇章。